同時，居民對垃圾分類的道德價值感知也會影響個體的實際行為傾向，如Kirakozian 等的研究發(fā)現，在以集體價值為核心取向的公共道德的約束下，居民往往會傾向于做出提高社會福利的行為選擇，從而更加積極地參與日常垃圾分類。可見，居民對分類行為的價值感知越高，分類的態(tài)度就越積極，往往越有可能參與垃圾分類。因此有假設 2a：感知價值對分類行為具有正向的影響，居民對分類價值的感知程度越高，其分類參與程度也越高。


全民戰(zhàn)'疫'期間,大家'宅'在家中,生活垃圾增量明顯。同時,大量用過的口罩、一次性手套等也成為新的垃圾增量,廢棄的口罩等防護用品該怎么扔?如果處理不好,很可能危害到家庭和社會的健康安全。除了政府部門實行多項舉措之外,我們作為普通人,做好垃圾分類,就是理所當然的分內之事,也是幫助社會把有限的廢物處理能力用在疫情防控的'刀刃'上,共同筑起牢固的抗疫防線。所以,有必要強調的是,做好垃圾分類和居家防疫一樣,是疫情防控鏈條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(huán)。

垃圾分類各參與主體的責任十分明確。日本通過法律明確了國家、地方政府、企業(yè)和民眾各參與者所應承擔的責任，日本《促進建立循環(huán)社會基本法》規(guī)定，國家的責任主要在于制訂關于建立循環(huán)型社會的基本原則。地方政府的責任則是根據國家制訂的基本原則，采取必要措施，確保可循環(huán)資源得到適當的循環(huán)和處置。同時，地方政府還有一項重要的職責就是在與國家合理分工的基礎上，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地方性政策。

企業(yè)的責任是根據國家制訂的基本原則，采取必要措施，在其經營活動中，盡量減少廢棄物的產生。產品和容器的制造和銷售企業(yè)，有提高其產品和容器的耐久性、抑制該產品和容器變成廢棄物的責任。在原材料成為可循環(huán)資源時，企業(yè)有責任自行進行適當的循環(huán)，或者承擔相關費用，使可循環(huán)資源得到適當的循環(huán)，并使不可循環(huán)者得到適當的處置。日本的法律還規(guī)定，企業(yè)有責任在其經營活動中，根據基本原則的要求，通過使用循環(huán)物品等方式，為建立循環(huán)型社會做出自己的努力，并有責任協助國家和地方政府實施有關建立循環(huán)型社會的政策和措施。

可以借鑒美國一些城市的做法，在收取垃圾費時，按照垃圾量的多少和是否主動進行垃圾分類有區(qū)別對待。對垃圾量較少、主動進行垃圾分類的居民收取較低的垃圾費用，相反，則收取較高的垃圾費用。通過經濟利益直接調節(jié)公眾的垃圾丟放行為，促進大家自覺進行垃圾分類。對于建筑垃圾的處理方式也可借鑒美國舊金山的做法，房產商開建項目前，需要與環(huán)保部門簽訂環(huán)保責任書，并預先在環(huán)保部門繳納一筆押金，房產商須按規(guī)定的方式處理完建筑垃圾后才退還押金。

借鑒日本和比利時的方法，對于不同性質的垃圾按照不同的時間到小區(qū)收集，過時則拒收; 可以在一些小區(qū)試點要求居民自行對垃圾進行分類，將不同的垃圾分裝進不同顏色的垃圾袋中，否則垃圾清運工也有權拒收。從目前來看，要一步到位使居民自行分類還不現實。政府應該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，做大量耐心細致的工作。加大對垃圾分類有關設施的投入，更新垃圾箱的設置，按不同性質垃圾進行分類設置醒目標識，如采取圖示的方法，有助于一些環(huán)保意識較強的市民自行分類處理。同時，對于環(huán)保意識不夠的居民也是一種宣傳。